2015年，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程方毅，偶然间邂逅了一批珍贵的中国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一手资料，这批资料中包含了大量的书信、日记、回忆录及照片……这批资料聚焦于1887年至1950年间，一个西方家族的在华经历，涵盖医疗、教育、外交及援助等活动，展现了在华传教士家族与近代中国历史、时代命运之间的交织纠葛。据这些资料，程方毅写出了《遥望与亲历——一个西方家庭眼中的中国（1887-1950）》（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本文即选摘自这本书，记述了这位家族中的一位主要成员——伊萨贝尔，曾担任末代皇后婉容的英文教师，她所见证的溥仪大婚。

伊萨贝尔（右一）与婉容和庄士敦（左一）的合影

1922年底的溥仪大婚在当时受到了极大的社会关注。作为一场皇室婚礼，溥仪与婉容的婚礼不仅有溥仪小朝廷成员的直接参与，遍布全国的清朝“遗民”们的亲临行礼并敬献贺礼或者遥寄贺礼，而且还有普通市民的猎奇围观以及中外媒体的聚焦报道。逢此大事，在北京的外国人群体自然也不会缺席。在登记溥仪大婚所接受贺礼的《大婚进奉册》中，便有9位外国人位列送礼名单之中。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参与了婚礼但未送贺礼的外国客人，包括伊萨贝尔及其母亲梅塔，以及一位当时在中国旅行的美国女作家格蕾丝·汤普森·西登（Grace Thompson Seton）。伊萨贝尔、梅塔和西登都参加了婉容的册立奉迎礼以及凤舆入宫礼，伊萨贝尔和西登还参加了大婚之后在紫禁城内举办的受贺礼，因此他们都留下了对于溥仪大婚的比较翔实的记录。

在诸多关于溥仪婚礼的记录中，既有来自如溥仪、溥杰等当事人的记录，也有来自旁观者如民国媒体《大公报》《晨报》等的记载，这些资料往往都对溥仪小朝廷抱有十分复杂的情感。小朝廷的参与者多流露出对于清室的留恋，而以“摩登”和“共和”价值观自居的民国媒体则多是批评溥仪小朝廷的行为。因此这些复杂的情感往往会影响这些记录下来的材料，甚至会出现有意为之的修改或无意之间因自身情感而在记述上出现的偏差。可以想见的是，伊萨贝尔、梅塔和西登留存的记录资料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存在。但与此同时，因为她们独特的“她者（others）”视角，让她们留存的这些大婚资料显得独特且珍贵。

溥仪大婚伊萨贝尔的观礼凭证，以及可能为Isabel Ingram中文名的纸片

这里的“她者”视角由三个维度构成。首先是“旁观者（bystander）”的维度。与紫禁城里另一位深度介入紫禁城局势的英文教习庄士敦不同的是，伊萨贝尔更像是一位旁观者。她对在小朝廷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未获得机会参与到小朝廷的政务中来。而梅塔和西登则更只是旁观者而已。这便能够让她们较为冷静地记录并回忆自己的所见所闻。第二个维度便是“女性”的维度。伊萨贝尔、梅塔和西登女性的身份能够让其进入婉容出嫁前的内闺和小朝廷的后宫，与尤其不被学界所关注的小朝廷女性群体进行交流。同时因其女性的身份，能够让其敏感地察觉到许多并不为其他资料所提及的细节，如宫廷的内饰、帝后的情绪、服饰等。第三个维度则是“外国人（foreigner）”的维度。梅塔和西登都是在美国本土成长起来的美国人，伊萨贝尔虽然出生并成长于北京，但是一直过着西式生活与接受西式教育。在被聘为婉容教习之前，她刚从美国韦尔斯利大学（Wellesley College）艺术史专业毕业返回中国。因此，有着异质文化背景的伊萨贝尔等人在与溥仪小朝廷打交道，并记录其经历时，都有其不一样的思考。正因为伊萨贝尔作为旁观者的姿态，同时是一位年轻外国女性，她甚少被小朝廷中各色人等敌视，反而能够与小朝廷的众人正常接触往来，甚至时而被婉容作为倾吐对象，这一点从她留存的记录和日记可以看出。正因为存在着这三个维度的“她者”视角，伊萨贝尔等人存留的这些资料能够与前文提到的其他与溥仪大婚相关的材料相互补充与印证，同时也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这场皇室婚礼。

溥仪、婉容婚礼是按照清朝皇室婚礼的传统，包括有婚前礼、成婚礼和婚后礼。其中婚前礼主要包括纳采礼和大征礼，婚成礼包括册立礼、奉迎礼和合卺礼，而婚后礼包括朝见礼、庆贺礼等。因为与婉容家族密切的私人关系，伊萨贝尔与她的母亲梅塔参与了婚成礼部分的册立礼和奉迎礼，其中册立礼在婉容家中举办，而奉迎礼则在紫禁城举行。此外，伊萨贝尔还作为外宾参与了婚后礼中的庆贺礼。在二格格恒馨的亲自邀请下，梅塔和伊萨贝尔一起前往帽儿胡同参加了于1922年11月30日上午举办的册立礼。在现场观礼的外国人中除了伊萨贝尔及其家人外，还另有几位美国人，其中便包括格蕾丝·汤普森·西登。当她到达北京时，她首先向伊萨贝尔求助，让她帮自己引见婉容。伊萨贝尔婉拒了她，她便通过美国领事馆举办的午餐会见到了婉容的外婆赫舍里氏和母亲恒馨，她向婉容的母亲和外婆赫舍里氏宣称自己的作家身份能够让这场婚礼得到更多国际宣传，所以她也被邀请前往帽儿胡同观摩这场庆典。此外，西登还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参与紫禁城内奉迎礼和庆贺礼的资格。西登离开中国后不久便于1924年出版了《中国灯笼》（Chinese Lanterns）一书，该书的第一部分“婚礼之灯——皇宫中的黄灯笼”便翔实地记录了这场皇室婚礼。由此伊萨贝尔、梅塔与西登对同一场婚礼都有着她们各自的记录。

伊萨贝尔（左一）、庄士敦（左二）与五格格毓朗的丈夫在大婚现场紫禁城的合影

在这些记录中，伊萨贝尔和西登都带着欣赏的眼光夸赞这场婚礼的礼仪过程和服饰等细节。在册立礼中，溥仪派出的正副使持节从紫禁城出发来到后邸，赐予婉容册立其为皇后的金宝和金册。伊萨贝尔在看到仪式中正副使及其随从的官服时，描述道：“庭院下方两侧排着太监和大约50名宫廷官员，他们穿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官服，身上穿着更短些的、毛衬里的绸缎外套，前后绣着大的补子。他们也戴着长长的朝珠，头上的帽子用绳子绕下巴下固定，上面装饰着花翎和各种等级的顶珠。”在记录礼仪中的细节时，伊萨贝尔不断地强调这套仪式的精密、庄重与优雅。而在西登的笔下，赫舍里氏、恒馨等宗室女性具有很多美德，她们的坚韧独立、温柔谦和、有尊严有能力且稳重踏实，这与她之前在美国对华人“苦力”的印象大相径庭。当西登观看册立礼时，她还感慨道：“这宏大的册封仪式充满了东方魅力。”

同时，虽然伊萨贝尔和西登所记录的是同一礼仪事件，且都对这个礼仪过程表达了赞赏之情，但二人的逻辑差异却非常明显。当西登在感慨册封仪式的东方魅力时，马上就将笔触转移到了西方，她说：“喧嚣的西方世界中，机器不停运转，轰鸣声不断，造出标准产品，一环紧扣一环。所有这些我们引以为傲的新文明，在这古老的特权阶层倾其财富权力营造出的极致场景中，黯然失色。这场面令我如痴如醉。”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登在书中经常赞美中国的传统和历史的同时，还会批评欧洲文明的不完整，对西方式的现代性进行批判。西登认为欧洲文明虽然有大发展时期，但也有暴虐屠杀横行的悲惨时期，光明黑暗交替出现。因此“历史在竞争中螺旋式前进”，东方文明不应该完全跟随西方文明，比如日本便保留了帝制，而中国的君主制度也可以回归。所以，西登提出未来的中国人需要融合新旧秩序，既能够吸收西方文明，也不要牺牲东方文明。具体到对婉容时，她则希望“这朵娇嫩芳香，由古老传统之树滋养而生的花蕾”能够“在逆境中生长自如，开出女权辉煌之花”。西登的观点一方面与她自己女权主义者、女性参政者（suffragist）的身份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还与她自己所持有的文明观、自然观有关。西登的文明观、自然观与其丈夫欧尼斯特·汤普森·西登（Ernest Thompson Seton）有着密切的关系。欧尼斯特·西登是一位在美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动物文学作家，同时还是一位博物学家。他主张亲近自然，尊重原住民文化，所以他既是美国童子军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保护美国原住民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并且自己向印第安人学习了他们的语言与野外求生技能。由此可以看出，西登与其丈夫的思想有很大的相似性。西登在《中国灯笼》的序言中便提到中国的历史要早于且优于欧洲，并且将中国的文明与历史提升到一个与欧美同等的地位。因此，西登试图为西方读者呈现一个具有东方魅力的中国传统礼仪和古老文明，以及诸位活跃于其间的中国女性，如赫舍里氏、婉容，这实际上源自对西方文明和现代性的批判。

然而，虽然西登称赞她所参与的这场婚礼的东方魅力和她对中国历史与文明的推崇，但与她同时在场的伊萨贝尔和梅塔却记录西登在参与这场礼仪活动中展现出另一面。在伊萨贝尔的记录中，她特意强调了在参加册立礼的外国人中，西登与其他人的不同。“除了那位访问作家，我们这个‘外国人’小团体中的每个人，不是在中国出生长大，就是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我们都意识到我们作为外人，能够被邀请是多么荣幸，因为这个独特而庄严的皇家仪式的观礼者在以往都只有皇后的直系亲属和最亲密的朋友。除了那一位，我们都端庄得体，谦恭有礼，并对这一崇高的荣誉表示感激。”她为何要如此强调呢？因为伊萨贝尔认为西登在参与册立礼的过程中做了一件十分无知、不敬且粗鲁的事情。当时在册立礼结束后，婉容回到了内室，伊萨贝尔、西登等人则被邀请近距离观看被摆在案台上的金册、金印，“在我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前，那位访问作家挤到了前面，抓起皇权象征物并掀开了它的盖子。它瞬时就从她手中被夺回，然后被放到了够不到的地方。我们都因她的无知和不敬而震惊，为我们是同胞而羞耻。在肆无忌惮地获取写作素材时，她如此粗鲁地滥用我们女主人的亲切款待，真让我们羞愧”。这里的“访问作家”便是西登。但这一插曲在《中国灯笼》中只字未提。由此可见，虽然在西登笔下对溥仪婉容大婚所展现的礼仪十分尊崇，强调她对中国文明的尊重与推崇，但是同时西登仍然在日常表现出了对中国一定的傲慢。而在西登的写作中，她很少流露。

与西登相比，伊萨贝尔对这场皇室婚礼的推崇却出自另一种思路与逻辑。伊萨贝尔在记录中强调，与西登相比，自己在中国出生长大，因此能够对参与的这场活动表现出感激与尊重。而她在记录这场婚礼时，也不断地流露这种情绪。在描述婉容在册封礼中接受跪拜礼时，她描绘道：“她端庄而甜美地坐在一张类似王座的椅子上，微微低头，所有的宦官和官员都跪在她面前，三磕头。虽然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但是皇后在面对这些虔敬行礼的尊贵男性的忠诚时所表现出的优雅朴素，一直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此外，我还有更亲密的回忆值得珍藏，因为在她婚礼的前夜，当我去道别并送上我最后的美好祝福时，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似乎恋恋不舍。”婚礼队伍在行进时，伊萨贝尔说：“对于中国的婚礼行进队列来说，这次的队列不是很长，但井然有序、紧凑且非常奢华，月光让服装和装备上耀眼的猩红色、黄色和大量精致的金色变得柔和起来。”最后，当行进队伍进入内厅后，她说：“在我们身后，有着宏伟的古老红墙、大理石台地和富丽堂皇的宫殿（pillared hall）的紫禁城，又一个皇室婚礼正在其中举行。”而与这种形容相对应的是伊萨贝尔对于当时民国活动的一些讽刺。在描述完婚礼正副使及其随从的华丽官服后，伊萨贝尔便马上补充道：“终于，在民国活动中看了十年单调且不合身的服装后——不土不洋的制服和廉价礼服——我们再次饱览了这些华丽、庄重的满族服饰，它们生动地提醒我们这个帝国曾经的荣耀。”这种态度与西登形成了显而易见的对比。

这种对比在她们二人对婚礼行进队伍的描述中更是突出。在《中国灯笼》中，当婚礼行进队伍于凌晨4点到达紫禁城的东华门时，西登说：“院内的漏壶指向4点。东华门外传来城市的嘈杂声，继而被人群的呼喊声盖过。突然音乐传来，有长笛，有喇叭，还有大鼓和号。演奏的是什么？肯定不是中国乐队！是外国乐队！不，是中国乐队，演奏外国音乐。声音越来越近，美国军歌《当约翰尼迈步回家时》轻快的曲调重重地敲击着我的耳膜。接下来是《今夜老城将充满欢乐》！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不协调了。后来我得知，这使人印象深刻的演出还包括《基督精兵歌》《约翰尼拿起你的枪》《前进、前进、前进，男儿们向前进》以及《自由的呐喊》！”而当伊萨贝尔记录她的所见所闻时，她说：“没过多久，我们就听到远处传来了陪伴着新娘的乐队演奏的古老乐曲。声音越来越近，在一个高音上它突然停止。越过开阔的大庭院，在一条特殊的黄土小路上，我们看到了队伍的到来。”可以看到，虽然伊萨贝尔和西登记录的是一件事情——同一支婚礼行进队伍，但西登记录的行进队伍中的音乐是中国乐队演奏的外国军歌，而伊萨贝尔却只提到了乐队演奏的“古老乐曲”。

为何伊萨贝尔的记录与西登的记录有如此大的差异呢？背后的思想与逻辑又是什么呢？一方面应该是源自伊萨贝尔自身的成长经历。伊萨贝尔出生于义和团运动之后，在她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都是满族宗室对她们一家的友善，而与此对应的则是民国建立后早期的混乱与动荡，尤其是当时出现的土匪绑架西方传教士和游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她对溥仪小朝廷、对满族宗室自然会流露出一种支持与欣赏的态度，而对于民国的改变则表现出一种不屑甚至批评的态度。另一方面，这应该还与伊萨贝尔的写作受众有关。伊萨贝尔用英文写作，试图通过描绘皇室婚礼为欧美读者提供一个没有被西方污染的、代表着“传统东方”的形象。这一形象承袭自马可波罗旅行故事中的黄金鞑靼（Golden Tartar），而满族宗室便是伊萨贝尔所正在经历的黄金鞑靼。正因为如此，伊萨贝尔描绘了一个迎合西方读者的、友善的、象征着传统道德和秩序的溥仪小朝廷。在小朝廷中，婉容是聪慧、优雅、美丽的。所以这样传统的“东方皇室”自然是不会在大婚礼中融入西方元素，演奏西方乐曲的。而伊萨贝尔的这种态度自然也会影响她对婉容的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