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大礼议”是明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明武宗绝嗣而引起的皇位传承难题经由首辅杨廷和等变通《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原则，迎立藩王朱厚熜即位，是为嘉靖皇帝。即位之后，嘉靖帝根据自己的权力诉求革新礼制，而原有政治势力基于传统或自身立场难以认同嘉靖帝的礼制革新，双方之间的争论不可避免，“大礼议”由此而起，旷日持久，影响深远。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尤淑君研究“大礼议”多年，近日，她的专著《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刊行。在她看来，“大礼议”实际上就是“献皇帝正名化”运动，嘉靖帝由正其父兴献帝之名而得以正自己的皇权之名，因此将“大礼议”的时间界定在正德十六年嘉靖帝即位至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兴献帝祔于新太庙。在书中，她对“大礼议”过程进行了细致地梳理，深度解读《明伦大典》等礼仪文本，指出嘉靖帝虽然达成了皇权重塑、小宗变大宗的目的，却动摇了以“礼”为主的政治文化体系，皇权私化，名分礼秩混乱，导致了明中叶政治动荡、君臣冲突、社会失序的危机，乃至晚明政治秩序逐步崩溃瓦解。

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对尤淑君教授进行了专访，谈及“大礼仪”的过程和嘉靖朝的政治文化体系。以下为访谈正文。

尤淑君教授

澎湃新闻：您研究“大礼仪”的缘起是什么？是否在研究伊始就确立了通过“大礼仪”研究嘉靖朝政治文化体系的“野心”？

尤淑君：1997年，我刚上大学，第一堂课上的是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该书的文字简洁，内容精彩，并指出万历皇帝是一个“活着的祖宗”，无法随心所欲。我很困惑：为什么明朝没有宰相掣肘皇帝，万历皇帝却仍要受制于祖训、礼法、言官群体的弹劾呢？限于学力与眼界，不知其所以然。读研究所的时候，我的专业是明清史。“大礼议”是明代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件，在“大礼议”事件里，我看到嘉靖皇帝无视礼法，廷杖群臣，几易首辅，甚至自己制礼作乐，将本生父亲兴献王朱佑杬称宗祔庙，达成心中所望。此时，我又想起大学时期对万历皇帝的疑问，并对比嘉靖皇帝的手段及其野心，不同于万历皇帝屈从祖训，所以让我想研究“大礼议”，希望找到嘉靖皇帝怎样压制百官、甚至运用《皇明祖训》为自己皇位正当性正名的动机、手段及其影响。

一开始选这个题目时，硕士导师张哲郎教授并不支持，觉得这个题目很多人研究过了，并作为讨论皇权与官僚关系的重要案例，几乎没有可讨论的空间。为了说服导师，我整理了“大礼议”史料长编，又考订许多官私史书的“大礼议”叙事，并发现这些史料的异同之处，让嘉靖皇帝跟官僚体系之间的君臣关系有了新的讨论空间，得以看到“大礼议”与明朝政治文化的互动情形。后来，随着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推出之后，嘉靖皇帝突然变成一个历史热点，“大礼议”也开始有了许多讨论，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澎湃新闻：一般认为“大礼仪”结束于嘉靖三年九月兴献王尊称议定，或者嘉靖七年《明伦大典》的修成。为何您将视角延伸至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兴献帝祔于新太庙？

尤淑君：“大礼议”在表面上是嘉靖皇帝尊崇本生父母的礼仪之争，但在实质上是君统与宗统、继统与继嗣、政统与道统、皇权与礼法之间孰高孰低的政治文化之争。过去学界认为“大礼仪”结束于嘉靖三年九月兴献王尊称议定，或嘉靖七年《明伦大典》的修成，但因嘉靖皇帝尊崇本生父母之举，不以尊皇帝为止，而是再花了21年，终于更定庙制，将没有做过一天皇帝的朱佑杬以“睿宗”之身份，入祔太庙。因此，敝人认为“大礼仪”要分两个阶段，观察其性质变化。

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的左顺门事件是“大礼议”第一阶段。通过“人情论”与“左顺门事件”，嘉靖皇帝软硬兼施地压制反对者，终于能称兴献王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在这个阶段，很多人认可嘉靖皇帝去崇尚本生父母，肯定他珍惜亲情、发扬孝心的行为。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早上，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病逝，他没有子嗣、也没有兄弟，皇位虚悬，急需找一个皇位继承人。明太祖朱元璋曾写下《皇明祖训》，提到皇帝无子绝嗣时，应按“兄终弟及”的条件来决定皇位继承者。问题是，《皇明祖训》的“兄终弟及”如何认定呢？这里容易出现分歧。内阁首辅杨廷和认为，只要朱厚熜接受弘治皇帝嗣子的身份后，便能根据《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承接正德皇帝留下的皇位，并延续弘治皇帝一脉的君统与宗统。但嘉靖皇帝朱厚熜认为，弘治皇帝一脉已绝嗣，若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由弘治皇帝的弟弟朱祐杬继承皇位，但因朱祐杬已去世，遂由其长子朱厚熜继承君统。嘉靖君臣为了“兄终弟及”的解释是什么，讨论到嘉靖皇帝到底要认谁为“皇考”：如果认明孝宗为“皇考”，本生父亲兴献王朱祐杬怎么办；如果认兴献王为“皇考”，作为大宗的明孝宗与明武宗应该要怎么尊称，怎么崇敬？这就是大礼议在第一阶段的问题。第一阶段持续了大概三年之久，直到嘉靖皇帝廷杖百官的“左顺门事件”结束。虽然以嘉靖皇帝的胜利告终，但因为它是通过暴力的手段来平息争论的，这就使嘉靖皇帝与官僚集团的冲突变得非常尖锐，皇权与官僚体系彻底地对立起来。这也造成了嘉靖朝政治文化出现分歧、萌生了党争的苗头。

“大礼议”的第二阶段通过《明伦大典》与更定庙制，嘉靖皇帝得以称兴献王为睿宗、入祔太庙，夺大宗之宗统，还能祧迁仁宗、跻武宗的庙位之上，破坏了宗法原则，并重新诠释官方政书与儒家经典的相关定义，取得了话语权，让天下之是非出于朝廷，朝廷之是非皆出于皇帝，最终后人对“大礼议”的历史解释可能只剩下官方的片面叙事。如前所述，在“大礼议”里有两派主张，分别被称为“濮议论”和“人情论”，前者坚持嘉靖皇帝要改认明孝宗为父，后者支持嘉靖只认自己的本生父。“左顺门事件”之后，“人情论”压倒了“濮议论”，但不完全靠著礼教论争的说服，还是动用了暴力的手段，所以主张“人情论”的官员如张璁、霍韬等人认为有必要整理“人情论”的理论体系，并将这几年“大礼议”的讨论记载下来，还修了好几个版本，最后的版本是《明伦大典》。《明伦大典》确立“大礼议”各项争论的官方定论，如同嘉靖皇帝夺下了“大礼议”的话语权，让其他论述“大礼议”的士人、学者、史家都必须参考《明伦大典》，破解“人情论”的理论基调。这样，看过《明伦大典》的读书人或史学家，可能他的立场就会更倾向于嘉靖皇帝和主张“人情论”的官员。通过《明伦大典》的编成，嘉靖皇帝虽获得了官方叙事的解释权，但朱佑杬此时的身份只是嘉靖皇帝的“皇考”与单独立世庙的“恭穆献皇帝”，尚未能升祔太庙，所以嘉靖皇帝需要进行礼制改革，为朱佑杬制造进入太庙的理论基础，再让朱佑杬以“睿宗”之身份，入祔太庙，甚至升祔仁宗、跻武宗庙位之上，进而达到宗统转移、重塑皇权正当性的目的。

澎湃新闻：杨廷和在拟定《武宗遗诏》时迎立册文只写着“嗣皇帝位”字样，没有清楚说明朱厚熜究竟以何身份入继大统，您认为杨廷和为何会有这个“百密一疏”？

尤淑君：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早上，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病逝，他没有子嗣、也没有兄弟，所以由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暂时掌握政权。杨廷和等人面临着极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不但要防范江彬等人拥兵自重，发动政变，也要尽快确立皇位继承人，避免各地藩王叛乱，祸起萧墙。为了尽快稳定局面、除去隐患，杨廷和等人根据《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选定皇位继承人朱厚熜，并在三月十六日向全国颁布《武宗遗诏》，使其成为内阁行使权力的法源依据，得以争取时间、尽快铲除江彬等人。正是在先皇驾崩、新君尚未嗣位的君权交替的空隙中，杨廷和得以一畅其志，快刀斩乱麻地扫荡弊政，立下定策拥立之功。然而，杨廷和不愿多生事端，直接赋予朱厚熜得位的正当性，于是在《武宗遗诏》与迎立册文里写着“嗣皇帝位”字样，借以去除各地藩王觊觎皇位的妄念，避免有人效法“靖难”，质疑朱厚熜得位不当，却未能清楚说明朱厚熜是弘治皇帝嗣子身份，导致朱厚熜与杨廷和两方人马对“兄终弟及”的认定不同，埋下“大礼仪”的导火线。

《大明王朝1566》中的嘉靖皇帝

澎湃新闻：“左顺门”事件发生时，嘉靖帝不过外藩入继仅仅三年，根基似乎尚不稳定。为何他敢于对百官发如此“雷霆之怒”？“左顺门”事件后，君臣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尤淑君：“左顺门事件”发生前，嘉靖皇帝已与内阁大学士、翰林院、言官群体争论“大礼仪”长达三年，并将兴藩带来的僚属们安排到太常寺、光禄寺、锦衣卫、司礼监等机构，还得到了南京六部官员的支持，例如在嘉靖三年呈送“人情论”奏疏的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等人皆是南京六部官员，可见嘉靖皇帝的权力基础虽尚不稳定，却已掌握了几个重要机构，而这些主张“人情论”的支持者也可以为嘉靖皇帝舌战群儒，为嘉靖皇帝摆脱了礼教的束缚，尤其是兴藩旧僚控制的锦衣卫可以充当嘉靖皇帝的打手，暴力施压反对者，导致参与“左顺门事件”的官员被下狱拷掠，有17个官员被活活打死，四品以上罚俸，五品以下廷杖，受牵连者众。可以说，“左顺门事件”是明朝历史上一个很血腥、很悲剧的事件，成为明朝政治文化的转捩点。

“左顺门事件”发生前，明朝皇帝虽廷杖大臣，但仅在羞辱他们的士大夫体面，不会真的取其性命。“左顺门事件”之后，凡官员被逮、下锦衣卫狱者，必行拷打，明朝皇帝廷杖大臣不再手下留情，使其重伤，如非奉特旨、或与司法官有交情者，始得幸免。对此，官员们也逐渐地分裂成两个极端：一派见到皇帝的威势，以为“法尔如是”，无不股栗，遂不敢直言进谏，逐渐得到了政治的资本，变成一味附和皇帝、阿谀奉承的媚君之臣；一派见到皇帝的威势，以为“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并认为象征士人气节的“道统”凌驾于皇权的“政统”之上，利用道德的资本才能避免皇帝滥用权力。既然皇帝不尊重“道统”，士大夫也会反抗“政统”，逐渐变成一味反抗皇帝、直言犯上的抗君之臣。君臣之间的权力关系呈现天平的两个极端，“皇帝宠信”与“天下公论”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只能独断专行，彻底压制反对者，却造成君臣之间更尖锐的冲突，朝政也流于党同伐异，争抢资源，不再关注广大百姓生活、需求及其痛苦。

澎湃新闻：很多支持“人情论”的官员都是王阳明的朋友，您如何看待阳明学与“大礼仪”的关系？

尤淑君：为了厘清《明伦大典》对官私史书的影响，敝人参考了许多私家撰史或明清学者的文集，发现《明伦大典》的“史官曰”代表嘉靖皇帝认可的官方叙事，并定出“大礼议”的评论标准，肯定“人情论”缘情制礼的主张，甚至诬指“濮议论”的支持者都是目无君上、破坏人伦的不忠不孝之人。支持或主张“人情论”的很多官员，他们欣赏阳明学的“致良知”之论，或和王阳明私交甚好，或和王阳明是互相有书信往来的师友、学友及笔友的关系，多少吸收或认可了阳明学的思想。可以说，阳明学在江南地区的发展，有助于出身江浙、两广、湖广地区的士大夫支持“人情论”，并进一步肯定个人价值之重要性，也能正视个人的情感与欲望，在思想上有推进“大礼议”之功。但“大礼议”不纯粹是学术思想之论争，更多是一个皇权与官僚群体的政治斗争，也是皇权内部重塑的过程，使小宗能取代大宗，使嘉靖皇帝一脉获得宗统，巩固君统，不再会被其他藩王取代。关于阳明学与大礼议的关系，敝人觉得王阳明基于“缘情制礼”的原则，很大可能会支持嘉靖皇帝去崇敬本生父兴献王，但当涉及纲纪伦常的宗法原则与宗庙制度时，王阳明未必会支持嘉靖皇帝更定庙制，甚至会反对兴献王以睿宗身份、进入太庙之举。

澎湃新闻：大礼仪”的总结性文本《明伦大典》前人少有研究，您是怎么意识到其重要性的？《明伦大典》的编纂过程如何？它又如何影响了嘉靖朝的政治文化？

尤淑君：《明伦大典》是嘉靖七年由明朝刊布的官方政书，收录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七年有关“大礼仪”的奏疏与君臣之间的相关讨论，不但在嘉靖朝有其特殊政治意涵，也是后人研究嘉靖朝政治文化的重要资料。敝人耙梳《明实录》后，发现席书等人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去编纂《明伦大典》，所以想知道《明伦大典》收录了哪些内容，再比对《明伦大典》与原先的奏疏有何异同之处，进而观察被收录《明伦大典》的上奏者之背景、晋升情形及其人际关系网络，厘清“人情论”的支持者与嘉靖皇帝的君臣关系。因此，敝人查找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得知《明伦大典》有四个版本：1、嘉靖七年内府刻本，典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台北图书馆；2、明嘉靖镇江府刻本，典藏在北京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3、嘉靖八年湖广刊本，典藏于台北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及美国国会图书馆；4、嘉靖经厂本，典藏地不详。由于台北“中图”藏有两个版本，并比对了两种版本之优劣后，决定采用嘉靖七年内府刻本的《明伦大典》深入研究。

在“左顺门事件”强行镇压下，嘉靖皇帝勉强成功尊朱佑杬为“皇考”、“恭穆献皇帝”，但士人们未必认同“人情论”，于是方献夫私自编纂《大礼会章》，使天下臣民能了解“大礼仪”的是非曲直，也能洗刷议礼诸臣的恶名，打破朝堂的门户之见。不过，《大礼会章》只收录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九月十五日期间的资料，内容不完整，理论也不严密，有必要再进一步修改。当何渊请求“立世室”后，嘉靖皇帝要求礼部尚书席书收录何渊的意见，并在《大礼会章》的基础上，重新删选那些“人情论”的奏疏，确保新修《大礼集议》的质量。《大礼集议》修成后，席书、张璁等人都获得封赏，但因礼部尚书席书不愿收录何渊请求“立世室”之议，引起嘉靖皇帝的不满，遂追回《大礼集议》，并由翰林院负责重编《大礼全书》，间接疏远了张璁等人。席书不得不抱病上疏，向嘉靖皇帝解释其不收录“立世室”之议的原因，又批评翰林院诸学士曾是“左顺门事件”的参与者，不可承担《大礼全书》的编纂工作。席书的解释，让嘉靖皇帝又想起张璁等人的昔日功劳，也成功引发嘉靖皇帝厌恶翰林院的情绪，于是特旨安慰席书，并命令张璁等人担任《大礼全书》的编纂任务，扭转了原先对议礼诸臣的不利情势。嘉靖六年八月十五日，《大礼全书》修纂完毕，但嘉靖皇帝不甚满意，要求增录欧阳修在“濮议”中主张“尊亲”的观点，并仿照《永乐大典》之模式，改易书名为《明伦大典》，用以垂法万世，以明人伦、正纲纪。

《明伦大典》的修成，不只是整理“人情论”的理论体系，重新检讨诸位参与者的功过是非，并统一官方说法，打压异论，为“大礼仪”定下历史论调，呈现现实政治与历史评价的有机结合。当《明伦大典》被抬升到国家政书的地位后，嘉靖皇帝掌握了话语权，控制舆论的走向，异论者无法推翻“大礼仪”的结果，也让后人只能根据《明伦大典》进行历史评述，却难以撼动“人情论”的理论基础，“大礼仪”也成为明朝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难以割裂，而官方通过修书、操纵话语权的权谋之术也被后世效仿，例如天启朝的魏忠贤修纂《三朝要典》或乾隆朝修纂《四库全书》等。不幸的是，类似《明伦大典》的“史官曰”确实影响了历史书写的导向，使明代士人无形中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皇明肃皇外史》、《世庙余识录》、《皇明永陵编年信史》及《万历野获编》等私家史书或笔记小说，都批评杨廷和意气用事，失事君之体，呈现了政治力量介入士人思想领域的情形。明代私家史书与笔记小说又会影响清代编成的史书，如《明史纪事本末》、《明史》、《明通鉴》等史书，多少采用了《明伦大典》的官方叙事，即使是同情杨廷和、批评张璁等人的谈迁，在《国榷》里也不免批评杨廷和等人“犹坚其故舌，愈沸愈忤，愈忤愈憨”。由此可见，《明伦大典》决定明朝官方意识形态的立场，也左右了明清史家对“大礼仪”的叙事倾向、人物评价及其历史定位。

澎湃新闻：“大礼仪”最终强调了“亲亲”“为人后”等观念，这对民间宗族、家庙的兴起有怎样的影响？

尤淑君：根据《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大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也。”意谓天子代表大宗的“皇统”，诸侯为别子之后，持续奉祀始祖，为“百世不迁”之小宗，“五世则迁”的士大夫可奉祀四代祖先（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普通百姓无祠堂，“惟以二代神主置于居室之中”。换言之，按《礼记》规定，只有帝王、诸侯、大夫才享有建立祖庙、祭祀始祖的权力，奉祀的世代越高，意味着身份越高，普通百姓只能在自己家里祭祀父亲与祖父，不能设庙祭拜，直到朱熹《朱子家礼》与明初编纂的《大明集礼》仍明确限制普通百姓的祭祀权，否则就是僭越礼制。不过，官方规定是一回事，民间实践是一回事，有些官员私下设立家庙、祭拜祖先，而在华南地区的宗族组织已悄然茁壮，甚至逾越礼制、私下建立了祠堂。

在“大礼议”的大背景下，《明伦大典》虽被人诟病为“大礼议”的政治产物，但该书强调“亲亲之仁”的礼秩地位，让明朝官民普遍接受“大孝以尊亲为本”的观念，使“立家庙”、“祭先祖”、“建祠堂”等需求更有其必要性，也让小宗家系得以有一席之地。因此，夏言在嘉靖十五年提出《请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建议嘉靖皇帝准许冬至祭祖，可立纸牌位，不能立常设的始祖牌位，突破了四代先祖的限制，并允许三品以上官员可实行“大宗”原理，可以立五世祖的家庙；四品以下的中下官员实行“小宗”原理，可以立四世祖的家庙。夏言的改革方案虽没有得到官方的采纳，或由官方颁布谕旨，但明朝官民却因“大礼议”的种种讨论与礼制改革，遂认为嘉靖帝推己及人，默许夏言的提案，让全天下的老百姓也可以尽孝心。官民百姓可奉祀始祖后，逐渐出现了可以归属的“大宗族”，一种新的宗族秩序在民间诞生了。《礼记》强调的大、小宗，即嫡长子继承已经不存在。大宗被曲解成了“大宗族”，小宗被曲解成了“小宗族”（这两者只有大小之分，而无等级差异），乃至于“家庙”这种称呼也逐渐消失，而产生了“宗祠”、“支祠”的分别。这是中国历史上宗法制的一个极大的转变。

在这样的宽松氛围下，在江南、华南地区各强宗望族纷纷建祠立庙，宗祠遍布天下，宗祠（祠堂）及宗族组织逐渐变成一种民风习俗。例如，常建华教授指出在广东、安徽、福建的宗族都流传着类似说法，认为“大礼议”让嘉靖皇帝同意官员立家庙，也允许普通百姓可以建祠堂、祭始祖、修族谱，甚至大规模发展宗族组织，加速了社会基层组织的变化，甚至连土地持有的形式也出现了质变。传统农业社会最主要的财富就是土地，过去因诸子分家的习俗，土地资源被稀释，但当宗族出现后，许多土地可以由宗族组织代持或由祠堂管理，成为族产。这样的好处就是土地财产不会再因为分家而被分割，还会越积越多，宗族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例如在广东、福建这样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一个祠堂拥有的土地大概能达到上万亩之多。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的管控力没有这么强，无法承担大规模社会慈善救助，但宗族却能在这时发挥功能，承担很多的公共事务，比如救灾，或者对水利、道路的维护，借以稳定社会秩序。明清政府对宗族发展的态度，也有其两面性，一面依赖宗族，巩固基层组织与地方秩序，一面压制宗族势力的扩张，避免架空政府。例如在清代多有宗族械斗，这就是宗族发动族人，争抢资源，爆发矛盾。所以清朝力图监督和限制宗族的势力太大。例如设置族正，用以监督宗族，避免族长势力太大，又如要求乡约、保甲结合宗族组织，间接控制宗族，所以不会出现像中古时期六朝那样豪强大族挑战皇权的情况。

《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

澎湃新闻：《明伦大典》修成后，嘉靖帝又做了哪些礼制更定？暗含了哪些政治文化意义？

尤淑君：《明伦大典》修成后，嘉靖皇帝的礼制更定，主要聚焦于庙制改革与郊祀改制。自西汉文帝行郊祀礼开始，天地分祀的郊祀礼逐渐成为儒家倡导的国家典礼，并在政权频繁更替之际，郊祀礼成为异姓间更替皇位的正当化手段。武则天当权后，改“天地分祀”为“天地合祀”，借以制造女主当政的理论根据。洪武初年行“天地分祀”，但到洪武十年时，洪武皇帝感于灾异之说，将“天地分祀”改为“天地合祀”。为了改易郊祀礼，先改革社稷礼，罢德祖配享，打破“左祖右社”的平衡原则，确定宗庙祭礼的重要性高于社稷祭礼，提高了皇帝的地位，奠定了“天地分祀”的仪式基础。为了证明郊祀礼改制的必要性，嘉靖皇帝先指出“天地分祀”合于《周礼》，又论证“天地分祀”才是洪武皇帝认可的祖制，并改配享天地的对象为明太祖朱元璋，将其推向受命祖的地位。可以说，嘉靖朝庙制改革的契机实为郊祀改制的影响。一旦始祖和受命祖不符合宗庙昭穆位序时，禘祫制度受到连带影响，宗庙位次就必须重新安排，否则就会出现礼秩紊乱的问题。这样一来，嘉靖皇帝便有理由行庙制改革。

议礼诸臣张璁他们虽支持嘉靖皇帝崇敬本生父母，将兴献王尊为献皇帝，却反对兴献王入祔太庙，因为兴献王没有做过一天皇帝，是不能进太庙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嘉靖皇帝只好退让，说不进太庙，而是另设世庙（献皇帝庙），等于是嘉靖皇帝个人的家庙，用以祭祀献皇帝的神主。嘉靖皇帝改革庙制的动机，表面是崇敬列祖列宗。实则是让献皇帝庙的规制符合新太庙建筑群，尽可能地消弭献皇帝庙与太庙群列的不同之处，进而加强献皇帝在帝系上的正统性，以提升献皇帝的政治地位。过去明代历代皇帝神主牌都在同一个太庙里，现在把太庙恢复成“都宫别殿制”——把神主牌全部分散，分别放入一个一个的小房子，这样就可以让原本祭祀兴献王的家庙混在里面了，只要不特别去提说这是家庙，看起来与九间太庙没有区别。鱼目混珠之后，又出现了影子戏法，把太庙与家庙的隔阂拆掉，也就是把原本一间一间小的太庙全部打散，再回到太庙的同一个堂子里面，兴献王便以睿宗身份入祔太庙了。嘉靖皇帝借着让献皇帝称宗祔庙的契机，建立了新的宗统，终于达成了皇权重塑的目的，巩固了嘉靖一脉获得帝系的正当性基础。由此可见，嘉靖皇帝虽宣称敬天法祖，但其依据《周礼》、恢复“洪武初制”等话语，却很难洗刷私心作祟的嫌疑，备受史家批评，更甚者指责其为篡统之君。

澎湃新闻：您从首辅和言官的角度梳理了嘉靖朝权力形态的变化，这种政治文化体系对明朝之后的历史有怎样的影响？

尤淑君：“左顺门事件”之后，嘉靖朝政治文化逐渐变化，官僚体系趋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反对皇帝，皇帝说什么都是错的；另一个极端就是讨好皇帝，皇帝说什么都是对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君臣冲突就变得非常激烈。为了压制反对者，嘉靖皇帝扩大内阁首辅的权力，由内阁首辅作为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的协调者、白手套或替罪羊。但提高了首辅的权力后，也会衍生出其他问题，例如吏部与都察院的权力就被内阁首辅侵夺。内阁首辅获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后，似乎成为实质性的宰相，但主要的问题是君权与相权的对立未能发生制衡的作用，反而形成尖锐的争夺。嘉靖朝的内阁首辅虽看似权力很大，但他的权力来源永远是暧昧和模糊的，这让其他大学士有空间去挑战内阁首辅的地位，或发动官僚集团与言官群体的力量，反对内阁首辅的执政；或抛弃气节、逢君之恶，建立与皇帝的私人关系，获得皇帝的宠信。嘉靖皇帝善用权威，不吝恩赏，亦不惜斧钺，并善于驭下，刻意制造若干矛盾，使其互相监督纠举，防范臣下结党营私。从杨廷和到严嵩的权力更迭，可见内阁倾轧之因，在于嘉靖皇帝看似提高内阁首辅的权力，实则剥夺相权，也蔑视相权，以杨廷和定策拥立之功，却不能对“大礼议”有所主张，终于被黜；以夏言的首辅地位，罢官之后，竟不能保全性命；以徐阶之贤明，却多年屈于严嵩之下。可以说，嘉靖朝的内阁首辅屡遭打击，唯有张璁不敢侵主，遂能安全致仕，其他人的下场未有善终，不是被杀就是被抄家，不然被言官群体弹劾而去、身败名裂。

所以“大礼议”事件改变了嘉靖朝的政治文化，不只是奉上尊号或礼制更定，还打破了原本的权力格局，使内阁凌驾于六部九卿之上，破坏了官场上默认的晋升途径与君臣相处之道。为了得宠，内阁首辅只能不断揣度皇帝的意思，依附皇权打击异己，而皇帝为了防止臣下得窥君心、揣摩旨意，有时会故意独断专行，或故意驳斥正确的建议，以示君威难测，使君权与相权的相凌，演成君子与小人之搏斗，排激动荡，不倾不止，明朝也在党争激烈的内耗下，逐渐走向衰亡。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皇帝的个人性”以及嘉靖皇帝的个人性？

尤淑君：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大礼议”就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只不过是改“皇”、“帝”、“考”的文字游戏而已。然而，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以“礼”为基础，依其身份，决定其权利义务，而“大礼议”争辩的这些称谓，不只是嘉靖皇帝孝心的展现，更多决定其皇权正当性的来源依据。传统中国讲求的是“天命”，而皇帝又叫天子，也就是说他承接“天命”，是被上天认可的上帝之子。那后来继位的皇帝，他的天命来自哪里呢？他不能像祖先那样去打江山，所以他就要去证明他与祖先的连接性，才能证明“天命”的传承关系。“大礼议”的这些争论，其实是为了去彰显嘉靖皇帝继位的正当性，也就是“天命”转移的合法性问题。卷入“大礼议”的这些参与者，不管是杨廷和、张璁还是后来的夏言、严嵩，都不完全是出于利害的算计或权力的斗争，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想要去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想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可能会与皇权冲突，违抗嘉靖皇帝的命令。

从“大礼议”的礼教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嘉靖皇帝有他孝顺柔软、畏惧天命、崇敬礼教的一面，并不是一个绝对强势的人，或是一个只会用权力去压制官员的人。但随着君臣之间不断唇枪舌剑的过程，嘉靖皇帝也学会利用儒家经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大臣劝谏他的话来反驳他们，并发现：我是皇帝，我是天子，原来我有资格可以“制礼作乐”，甚至能动用暴力去随意摆弄“礼法”。这会带来很可怕的后果。在皇权越来越专制的局势下，士大夫本来用儒家文化的“礼法”束缚皇帝的个人性，遏止其欲望扩张，避免其恣意妄为，现在皇帝却能控制“制礼作乐”的权力，反而用“礼法”来束缚士大夫们，使其完全俯首，再也无法用“道统”遏制“政统”的无限扩张。可以说，通过政治文化史的角度去观察“大礼议”与嘉靖君臣的话，可以在很赤裸的权力之争中，再看到属于“人”的欲望，而这些欲望不完全是邪恶的权谋，也可能出于善意的同理心，只是在权力的诱惑下，让嘉靖皇帝原本孝亲的初衷逐渐变质成了压制群臣的野心。

此外，“大礼议”引发《朱子家礼》的变化，也影响了东亚诸国的礼制变化，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朝鲜王朝、琉球王国、安南王国及日本的宗庙制度。在“大礼议”的刺激下，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发现“礼法”可以被解构，儒家经典与宗法原则也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君统与宗统竟然可以分开对待，这导致了朝鲜王朝许多从旁支入继、或政变篡位的国王，可以像嘉靖皇帝一样，通过立家庙尊崇本生父，再将本生父的神主送入宗庙，使其转移宗统。可以说“大礼议”开了一个坏头，让东亚诸国的统治者们有样学样，不但通过孝亲的名义，伸张自己的个人性，扩张其欲望，也破坏原有的宗法原则，使小宗凌驾大宗，甚至夺去士大夫用“礼法”制衡王权的空间，达到王权扩张的野心。